今早有十几分钟时间,在兄的贴子“扎了一头”,就出去工作了,快下班了,才回单位;现在有些时间,把我以前写的一些文字(稍“掠”于易)跟到兄贴后,算是有我“野路子”的文字为兄助下威,也请兄以我文字为基,用我的石见兄的玉。我的这些文字其实介于笔记与心得之间,哪像兄的文字是标准的论文。
“学”系列之西方哲学述谈之一—西方哲学之始
只要有会思想的人类存在的地方,就会有哲学,因为用中国语言方式来表达的话,哲学不过是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人类思考生存之道的思维活动而已。如果非洲起源论是正确的话,那么有着共同祖先的现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类的思想中就会共同存在着(因为有共同祖先的人类的基因组成是基本一致的,那么这基因所携带的最原始的信息就该是相同的,只不过,走出非洲的人类共同祖先在开枝散叶时遇到了不同的生存环境,才使基因因需适应外部生存条件而有些微变化。比如人类各人种的肤色有所不同。)类似的对人生存和生活的基本共识,这基本共识就是对同类的情爱(我在其他小文中已提到过这情爱的发生、发展过程。)。因为有这对同类的情爱,才促成了人类特有的被人类自己称呼为哲学的这种人类生存方法论的基调,即对人本身的终极关怀。世界各地的人类之哲学中都少不了这成分。
因为在公元一千五百年这一历史分割点前的居住在澳洲、美洲、非洲的人类与欧、亚两洲的交流相对不顺畅(因为不能否定各大洲的人类,即使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还是有交流的,所以我说的是不顺畅,而不是不通。这种不顺畅是由地理原因造成的;其中非洲好一些,但因公元前后时沙漠带的扩大,其内陆与外界的交流也减少了。在没有交通工具将这些大陆连接起来的情况下,所谓的欧、亚先进文化就很难接触到所谓的落后地区的人,并“占领”他们的心灵。),所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力小,其文化保持了相对的原始性。我不认为原始文化就不及所谓的现代文化更关怀人,但因其不与外来文化交流,就导致了其缺少变化性和灵活性,以致于对一些事物的思考就会停留在一定程度而很难深入,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应用技术水平的落后。虽然在非洲和美洲也因地大物博而使人的心灵开阔,从而产生伟大的文化,但因前面提到的不够灵活的特点,使这些文化“衰变”成的文明在遇到多变的殴、亚文明(欧、亚文明因欧、亚两洲的相联,在文化上一直有互动的情况发生〈中国因地理原因,和欧、亚其他文明交流的少一些,但也是欧、亚文明不可缺失的一环。〉,在不断的互相“打压”下,其文明发展的较快。)时,就被“淹没”了,比美、非还“偏远”澳洲,其文化际遇就更不用说了。美、澳、非文明的被“淹没”,导致的是其大量的文化记录被损毁,这造成了今日很多历史学者的嗟叹。我们普通人也就因此无缘见到更多的这几大洲原始文化的风貌了。这种情况导致了今日地球人类的思想被欧、亚文明“统治”的结果(我不得不承认,现在是欧洲文明占上风的时期,但独特的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仍有顽强的生命力,这生命力是原美、澳、非文化所无法比拟的。)。我在之前写的一些小文中,主要提到了中国的文化,只是在探讨宗教和佛学的小文中提到了一些欧洲文化,但也很浅显或间接。在此,我会用一系列小文,大概十几篇随笔,对欧洲文化,也就是所谓的西方文化进行分析,以分析出其和中国文化共通的,对人关怀的哲学成分来。
地理原因确实可以影响人类的智慧“生成”向度。中国因适合从事农业生产而发展成具有连续性的易文化,印度次大陆亚利安人因大迁徙发展出将不同人种分登级的婆罗门文化,就都是例证。而所谓的欧洲文明却并不是产生在现在欧洲的几个大国,而是产生在欧亚大陆的西方—小亚细亚的土地上,所以才被称为西方文明;当希腊文明冉冉升起的时候,东、北欧地区还是蛮荒之地;希腊人生活在地中海边,整日和海打着交道,他们不仅从海洋中寻觅食物,还靠航海和其他地区的人进行贸易;中国儒家有所谓“仁者爱山、智者爱水”的说法,“智者”的称呼正适合希腊人;希腊人要生存,就必须和海、天“争利”,这造就了希腊人向往自由、向往通过主观努力控制自己命运(虽然在荷马的神话中,“命运”是人和神都不可逃避的,但荷马之后的希腊的智者们因为看到了在人在与自然力〈这自然力在希腊哲学深化之前,也被希腊人和地球其他地区的人类一样认为是有人格的神。随着希腊哲学的发展,一些智者逐渐将自然力还原为一种宇宙秩序,从而将其去人格化,同时也就是去神化,从而使希腊哲学向科学性状发展。也正因有这去神化的基础,希腊哲学才将人类本身的人格突显了出来,进而使哲学走上了爱人之路。〉抗争时,也会取得“胜利”,所以才坚定了对人类主观意志的肯定。)的心理倾向,这心理倾向是自由主义的根基,是现代欧洲文明的文化根基。当然,这心理倾向的形成也必须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早期的希腊哲学还达不到这样的思想高度。
因为哲学是人类的思维活动,又因为人类的思维必须有连续性和充分性才能形成一个合理的结论,所以每种能让大众接受的哲学结论必然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也就是说一个合理的哲学结论,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被“想”出来的。在人类为了活着而活着,没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想”事情的情况下,哲学是不可能产生的。有关希腊哲学的最早记载在米利都,因为米利都人中的智者有时间去“想东想西”了。米利都人乘贸易之便,即汇集了各地的思想,又造就了一批“有闲”阶级,这些有空闲的人可以在没有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坐”下来,好好“想想”我们人类是从那来的了。因为前文刚刚提到的哲学也要经历一个从低到高的过程,所以有哲学倾向的初期希腊学者们还只能“想想”人类是从那来的,也就是宇宙本体的问题,致于“我可以做什么和为什么做”的这些道德问题,还待以后的学者们去“想”和“发现”。
知识和智慧必须得以记录,才能传播,在传播的基础上才能被他人批判着发展。口头记录(《伊利亚特》、《奥德塞》、《奥义书》、《格萨尔王》能被口头传播,真的要感谢执着的诗人们和智者们的坚毅。)的文化和艺术是非常容易流失的,所以很令人遗憾的,希腊米利都哲人之前的希腊智慧被人们知之的甚少;我们中国的易学之原始状态在今日不得而“鸣”,也是如此。米利都哲人的思想表述中,被记录下的言论就很“可怜”,如阿那克西曼德的论述只被记录下了这样一句话,即:“万物由之所生的东西,万物毁灭后由于必然性复归于它;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受到惩罚并相互补偿。”这句话表现出了米利都哲人主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是“宇宙的本体是什么?”阿那克西曼德的老师泰勒斯认为水是物理实在的基础。几乎同时期的中国《尚书》中提到“五行”之首为水,后人进一步将其附会为“五行生克”的“天一生水”;亚利安人发展出的佛家学学说认为水为“四大”之一,这些相近的思想(亚利安人和西腊人思想相近比较好解释,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同一人种的后代,只是迁徙地不同。而属蒙古人种的中国人与印欧人种在数千年前几乎没什么思想交流,也和其他种的人提出相近思想,就值得人深思了。)被生存于不同区域的不同人种提出,到可为公元两千五百年前左右是“知识爆炸期”的论调作一助脚。其实这现象的出现,我到有比较另类的解释,即:人类的碱基对中本来就有着相类似的智慧和知识积存,当积存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一个“水满自溢”的情况发生。在批判着泰勒斯的设想的基础上,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曼德还有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物理认知,他认为同时存在着许多世界和宇宙体系。)认为“不确定的无限制者”才是“原初物质”。阿那克西曼德之后的最后一位米利都哲人阿那克西米尼则认为气“包围着世界”。这不仅又让我想到了中国易学所“说”的“一阴一阳谓之道”。中国的道教从这哲学论述中发展出了“阴阳二气化变世界”的特殊认识。
让我们沿着希腊哲人的“足迹”前行,会发现,哲学是处于一种不断进步的状态中的。米利都哲人之后,出现了一位相当了不起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不仅继承了米利都哲人的宇宙本体思想,认为“万物皆数”,而且改“良”了“狄俄尼索斯教”的嗜血,认为科学和数学可以净化人的灵魂。这使哲学从“本体”向“认识”小小的推进了一步。即后的赫拉克利特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哲语:“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也在为“认识论”推波助澜。他认为在宇宙的流变中存在着一种稳定性,也就是一种基本的实在—火。他强调人的灵魂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来源于火这神的理性,也就是“一切是一”。巴门尼德和其徒弟芝诺也在做着游说大众,以证明“实在是一”的努力。但他们认为“世界不可分”违反了常识,被大众所诟病。恩培多克勒推进了他们的思想,即在仍认为“存在是永生的、不可毁灭”的基础上,将“土、气、火、风”四种基本元素放到了“不能转化”的位置上。认为“心灵不像物质”的阿那克萨戈拉说出了“过去存在的东西,现在存在的东西,将来会存在的东西,全部都是心灵的安排。”的话。这是对人的主体意识的极大颂扬,因为这思想意味着:世界能为“我”这一作为主体的人的思维活动所认识和规整。还有“原子论”的提出者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为时空留出了“虚”的位置。德谟克利特尤为人称道的是他的知识论和伦理学。他的知识论调是:人的知觉可以分成“感性”和“知性”。他的伦理论调是:“生活最令人向往的目标是快乐,我们最好通过在所有事情上的适度和文化上的教养来获得它。”
从以上提到的一系列不断推进的西腊哲学思想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的西方哲学由其哲学体系定义的“本体论”逐渐过渡到“认识论”,再“进步”到“价值论”,也就是开始探讨人的生存伦理问题(世界其他的哲学在近、现代因为其依托的经济、政治体在文明的较量上败于持西方哲学的欧、美国家,所以其话语权被西方哲学所“霸占”,导致其对自身的定义被西方哲学的语境所部分替代。这也是我不得不在写我国的一些哲学时使用如“本体”、“认识”、“价值”的这些西方哲学术语的原因。)。以此为分隔点,西方哲学跨了生存哲学的领域,越来越成为一门有关人本身的学问。
“学”系列之中国三大哲学流派外的哲学思想想谈之四—从历史发展角度出发看尚书
我从上学起,就不太喜欢历史。我的记忆力差,所以我的在中国的教学实践中采用死记硬背方式教学的历史这一学科的成绩总是不理想;因为我的历史学科成绩不理想,又使我产生了畏难情绪,所以我就愈加的不喜欢学历史。这恶性循环情况的衍进,导致我至今历史知识都很匮乏。今日想来,发生这问题的最本源原因是因为中国的青少年教育方式不正确。中国采用的填鸭式教育模式是很难勾起人的学习兴趣的;而激励式和引导式教学模式才会使人产生学习愿望,并带动人最原始的求知欲,以致使人产生良好的学习态度。中国教育界为什么会形成填鸭式教育模式,则有其深远的历史原因。我就借此作为切入点,谈谈历史与文化演进。
整个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成是人类的求知史和情爱发展史。正因为人类逐渐自主的去感知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及想客观的了解自然的本质和掌控自身的命运,所以才由普通的四肢动物发展成为了手脑动物(因为持这一观点,所以我认为,只要给其他生物足够的进化时间,其他生物也能进化为具有高级智慧的生物。只是我不知道,在现在的地球上,我们人类会不会给其他生物这时间,同时也给自己向更高级进化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情感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类同其他相对高级的动物一样,有关心自己的遗传基因传递下去的本能,在这本能基础上,人类的情感世界越来越丰富起来,男女由对子女的爱发展出了对子女的父母,即男女之间的爱—一种超越了荷尔蒙作用的情爱,进而发展出了对生养自己的父母的爱。因为需要让人对这些爱及让人对自然之了解在感性和理性上更多一些和更透彻一些,人类在进化中,发展出了一种逐渐延长幼体成熟过程的特性;也就是说,人类不断延长照顾幼体的时间,以使幼体能在成熟体的庇护下,用更多的学习时间去感觉和了解自然界及人类的感情,因此,也就削减了人类动物性中快速成熟的本能,增加了人类通过不断学习去了解世界的本能。这一特性不断强化,就使学习和求知成为了人类的最重要本能。人类要争取延长照顾幼体的时间,就需要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而人类小群体聚居完成不了这一任务,于是人类就向大群体聚居方向发展。人类大群体聚居后产生社会和阶级的情况及状态,学者们已经有了科学的论证,我就不多言了。虽然人类阶级社会随人类大群体聚居产生了,但并不是就完全遵照一个模式,而是也各有特色。这些特色受地理原因影响较多。我根据前人智慧总结出了一些特点,在其他我写的小文中有所表述,在此,简单说一下,就是,靠海聚居的人们因与天、海争夺生存权而使个体的自由精神更强烈一些,而在平原和内陆聚居的人们因靠天、地“吃饭”使集体向心力更强一些,发展至近代,就形成了社会各成员不论从个体的人身权利还是到个体的精神意志都相对较自由的商业社会思维模式和社会各成员相对服从于强权个体的农业社会思维模式。我国古代是比较标准的农业社会,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后,形成的又是大一统的区别于欧洲零散式封建体制的帝国式封建社会,这些社会形态都影响着作为社会人存在的中国人的思维,使中国人的思维趋于顺从于天命、顺从于长上和官员。这种顺从又使中国的封建、官僚、宗法政体极其稳固。这种双向的作用,历时两千余年,伐害了中国人的自由意志,使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意识淡漠。此影响,时至今日,仍有余澜。从现在很多国人在工作时可被看成是“听话”的机器,而不是有创造主见的人的情况,就可看出这一点。上文提到的教育问题,也是如此,因为中国人思维模式中形成的封建思想惯性影响到了教育方式的采用。以致于使中国人在教育青少年时,不是引导青少年的求知欲,而是还在用灌输的那一套。
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文明,其文化(我同意斯滨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指出的“当文化到达全盛的时期,便衰落为文明,文明是一种衰亡的格局。”的观点,所以才在此文中将文化说成是文明的源头。)源头体现在《易经》和《尚书》这两部书所记载的历史和哲学智慧思想当中。本小文因是谈历史,就讲讲被说成是史书的《尚书》。
“讲”《尚书》前,先顺便谈谈中国的史书。中国的历史因为悠久,所以史书也是汗牛充栋的,除《尚书》外,以《春秋》和《史记》为始,开中国历史记叙的滥觞。如前所说,我读史不多,但与鲁迅先生感受到的一样,认为,在史书上“满纸写着杀人”,感觉到了人类自私欲望的可怕。我还认同,史书记载的东西,是不可全信的。还有,我认为,从史书上能读出作人要遵守的道德准则就足够了,不必非得记忆深刻;我作为一个人,是一个将知识点转换为见识的有思想能力的主体,而非如电脑一样的分检机器。比如在《左传》上,我读到了“多行不义必自毙”、“一鼓作气”、“铤而走险”这些成语的本意。比如我读《史记》时,当读到“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旁,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帣韝鞠跽,侍酒于前,时赐余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籍,堂上烛灭,主人留髡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故事后,即为淳于髡的诙谐、幽默喝彩,又为其对人性考察的深入及寓庄于谐的方式而沉思。
《尚书》传为孔子编订,这我不想去细究,能从此书中了解到中国前人的智慧,并能感知到中国人思想形成的脉络,对我建构个体思想而言,就足够了。
《尚书•泰誓》有言:“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无逸》有言:“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尚书•酒诰》有言:“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这些虽然是中国古代奴隶主阶级从“治民”角度出发,形成的治国理念,但其重视人民力量的本意表达的是非常清晰的,时至今日,任何社会形式的执政者都应以此为“监”。《尚书•康诰》有言:“惟命不于常。”这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态度,成为了中国各传统哲学流派的底“蕴”,特别是儒家,对其尤其重视。《尚书•康诰》有言:“克明德。”《尚书•尧典》有言:“克明峻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出于此。《尚书•盘庚》有言: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新不断的成语就出于此。在《汉•古艳歌》的“茕茕白兔,东奔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句中也对其有俗化表示。人的感情倾向于“旧”,求知欲倾向于“新”的现实就是如此。虽然古人未曾发现此种情况发生的原理,但感知到了其是人的特性。《尚书•皋陶谟》讲“九德”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这是人的道德准则,虽然能真正做到,很难。但人应对其有不断的追求。
《尚书•洪范》的内容,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潜移默化的作用非常巨大,我们今人的很多言行及思维倾向,仍在受其影响。《尚书•洪范》有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五行观虽然过时多年,但国人仍对其念念不忘。这五行观是中国人形象思维的体现,其科学作用也是很巨大的,不仅是中国古人对物质世界的一种判知,也是中国算术学的基础,其和《易学》的二进制结合,形成了十进制。《尚书•洪范》有言:“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事,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则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这些人行为准则的指导,今天也在指引着我们。《尚书•洪范》有言:“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外凶。”我们从古人这预测解决问题的方式上,看到的不仅仅是迷信,还看到了古人决断事情的方法,今人决事,也未脱此模式。《尚书•洪范》有言:“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众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此是人之共好、共恶也。
我对历史发展,有循环论的认识。不过,这循环不是在圆圈上循环,而是螺旋上升式的循环,历史发生相似情况时,是人们“俯视”历史时,看到的断面“重合”。比如《尚书•无逸》有言:“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即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我们对父母的知识会这样认识,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知识也会这样认识。古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孝,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学”系列之佛家悟谈之七—中国自家佛学之特点
上几篇小文中提到过“三论宗”和“唯识宗”这两个中国佛学宗派依赖印度佛学过多。其中,“唯识宗”虽稍有建树,但也改造印度佛学不多,未触动印度佛学本质。隋、唐以降,中国佛学界发展出“华严宗”、“法华宗”、“禅宗”、“净土宗”等几个宗派;在藏区,中国佛学界发展出了西藏“密宗”。这些宗派脱出了印度佛学的“篱笆圈”,开创了独特的中国佛学道路。正如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所说的“禅三宗者,一、息妄修心宗,二、泯绝无迹宗,三、真显心性宗。教三种者,一、密意依性说相教,二、密意破显性教,三、显示真心即性教。右次三教,如次同前三宗相对,一一证之,然后总会为一味”那样,中国的这些佛学宗派就是区别于“中观宗”之“泯绝无迹”和
“瑜伽行宗”之“息妄修心”的“真显心性宗”,也可以简约的说为“真心宗”或“性宗”。
比较来说,“中观宗”和“三论宗”讲的是“法、我二空”;“瑜伽行宗”和“唯识宗”讲的是“法、我二空”所显之相体现于一切法中(这就是“唯识宗”又叫作“法相宗的缘由),但此法又是无为法,入于“般若”;“华严宗”等中国佛学宗派则主张,“真心”即是真如,能生一切法。在讨论“唯识宗”的小文中,我提到“唯识宗”的观念已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而“性宗”这些中国佛学派别则是大大的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将中国传统哲学和佛学融合到了一起。我认为,这些影响中国佛学发展的中国传统哲学虽可分别简单的说成是儒家之“仁心”、道家之“谷神”,但归结到源头,就是集中国哲学之总成的“易”学。“易”学的阴阳之“道”的论点造就了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体用观。此观点(针对此观点,我会在讨论中国传统哲学的小文中专门论及。)被纳入中国佛学后,中国佛学就不再是印度佛学的附庸,而是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并可以和印度佛学并驾齐驱了。此中国佛学理论,即“真心”说,可解释为,佛法应由一个本体“生”出来,此本体“生”的“法”,创生出了众生和世界。我认为,此本体被中国佛学归纳为“心”,也就被纳入了纯精神的层面,即此“心”是一种意识。依此判断,可以说“性宗”的观念是唯心的。我曾在其他讨论佛学的小文中提到过一个自然科学事实,即宇宙是由物质组成的,而且其不“常”,也就是并存着有序性和无序性。以此科学事实为准则,我认为“性宗”的“真心”观虽然唯心,但毕竟为宇宙设定了一种能生万法的本体存在,也就是说宇宙是实存的。这一观点怎么说也比印度佛学的“般若”观,即“一却皆空”的观点在表述宇宙的本质上要更进了一步。
“性宗”的“真心”说的另一特点是“本觉”观,在“密宗”的义理中提出的“即身成佛”观就体现出了这一点,“性宗”的其他各派系也大致上都有此“本觉”观。比较来说,印度佛学讲究的是,人要么在未来成佛,要么连佛也被“空”去了。那么在所谓的“现世”里,人即使向善,似乎也变的不是那么十分重要了。通过“真心”之“本觉”观和印度佛学的比照,可发现,“本觉”说给了人在所谓的“此生”要行善以莫大的鼓励。用现代观点来说,“佛”也不过就是道德感极强的、把众生同等看待和去慈悲的觉悟的人。那么,我们这些普通人,在采纳“本觉”说的积极入世的意义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基础上,只要不断的在思想上向善的道德准则回归,并实际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我们就可以成为“佛”。
“性宗”的比较原始的重要经典有《愣严经》、《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曾有学者因为此几部经典所表达出的思想和印度大乘佛学所表达出的“般若”思想不类,而将它们归入伪经。是中国佛学者造伪还是印度佛学者已提出过“真心”说,这并不重要。非要对其伪不伪进行刨根问底,是哪些“穷经”的学者们玩的游戏。我们普通人应当重视的只应是这些经典中传达出的人文思想。这些思想能被我们接受,并能在建立我们的人生观时起作用,那么所谓经典的启示作用也就达到了。
下面,我把《愣严经》、《圆觉经》、《大乘起信论》中的一些语句抄录一些,并对其中一些语句简单解释。这些语句要么意义深邃,给人以启迪;要么用词华丽,给人以文字美感的享受。
《愣严经》的全称是《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愣严经》,我从中抄录这样几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当知如是精觉妙明,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自然,无非不非,无是非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几句经文,就体现出了“性宗”的“真心”生万法的宇宙观。
《圆觉经》的全称是《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我从中抄录这样几句:“一切众生,种种幻灭,皆生如来圆觉妙心;犹如空花,从空而有;幻花虽灭,空性不坏。众生幻心,还依幻灭。诸幻尽灭,觉心不动。依幻说觉,亦名为幻。说无觉者,亦复如是。是故幻灭,名为不动。”、“譬如动目能摇湛水,又如定眼犹回转火,云驶月运,舟行岸移,亦复如是。”这几句经文,不仅在哲理上作了事物存在相对之论辩,也是文字优美的散文诗。
在《大乘起信论》中,我先抄这样一句:“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诃衍义。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诃衍体故;是心生灭因缘相,能示摩诃衍自体、相用故。所言义者,则有三种?一者体大,谓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二者相大,谓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故。一切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萨皆乘此法到如来地故。”这就是“真心”说中著名的“一心”、“二门”、“三大”,体现出了“性宗”所提倡的理论,即:宇宙以“真心”为体,生出“法相”,此“法”妙用无穷,生出世界之一切。我另抄录这样一句:“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梨耶识。”此“阿梨耶识”虽与“唯识宗”的“第八识”同名,但被认为的本质却是不同的。“唯识宗”所称的“第八识”是众生之幻念汇合成的大海,而“性宗”所称的“阿梨耶识”却是真如这一本体的真“心”。
写佛不离偈,还是以一偈结尾:真心非一异,波动无明起。万法为之化,众生有情历。
“学”系列之宗教杂谈之三—由地方性宗教想到中国道教及其他
地方性宗教是相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大世界性宗教而言的。其实婆罗门教也是地方性的宗教,但其最终发展成的一神化和对这一神的抽象化,已使其具备了世界性宗教的潜质,尤其《奥义书》中提出的一些教意已具有了普世性。在其基础上产生的佛教最终成为了世界性宗教。所以我把婆罗门教单列一篇论述。而如我国道教等世界各地的一些地方性宗教,相对来说,在宗教思维上比较狭隘,未完全脱离自然崇拜的多神化倾向,而且在这些地方性的宗教中创造出的神都在为小集团或个体“服务”,所以未能进入世界性宗教的行列。
原始宗教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从巫筮活动中发展出来的,对自然力的恐惧或是依赖,促使人们相信了鬼、神的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每个城市有自己的城市保护神;埃及有可以被个人为了不道德利益求助的2000多个神;克里特岛上有被供奉在小房间里的神;荷马的《伊利亚特》和赫西奥德的《神谱》描绘出了希腊不道德的诸神;甚至小小的复活节岛上的一小撮人也为他们心目中的神树立了巨大的神像,并为保护不同的神的名誉而战争纷仍。我认为,可以侧面的从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的一段话中,体会出地方性宗教的特点。他说:“人认为,神也是生出来的,会说话,有形体、穿戴和人相同。如果牛、马或狮子也跟人一样,有手,能用手画画,能从事艺术活动,那么,马会把神的模样画的像马,牛会把神的模样划的象牛。”
当然,我不否定地方性宗教也对人类生活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希腊人创造神,给这些神“安”上了人类向往自由的“心”,乃至在十数个世纪后“感染”了西方世界,对文艺复兴不无影响。有些地方性宗教中的思想,在今日看来,仍有其进步意义。比如耆那教的大雄强调要“尊重任何形式的生命的重要性。”比如狄俄尼索斯教派的行为虽然野蛮,但其提倡的“狄俄尼索斯的精神进入人的身体,净化了人。”却也倡导了与神合一的本体认识。
宗教的传播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往往需要强大帝国的不遗余力的推动,比如查拉图斯特拉派(也就是拜火教)在古波斯广大的帝国上曾经传播过,但古波斯帝国行政管理模式的松散,使这一宗教并未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但它的善恶二元论却很大的影响了伊斯兰教。);比如小小的犹太民族创造出的、神秘的一元神,却能从地方性宗教中“脱胎换骨”,被罗马帝国所“应用”,并最后成为世界最大的宗教。
虽然中国古代的道教人士如基督教的先贤或说是叛逆者们(事物总是两分的,公元二、三世纪的基督教徒逐渐亲和罗马的统治者,使基督教得以发展,所以可以称为贤,但这些基督徒违背了基督教初创时形成的反对罗马强权的精神,所以是叛逆者。)一样,也发现了依附政府的重要性(有时宗教集团甚至要依赖不同的政治势力和政府,比如达赖集团在美国庇护下的“残喘”。),但中国的政治在应用黄老思想(黄老思想决非道教思想)的昙花一现后,就被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牢牢掌握,对这样的政府来说,道教只是被利用的工具,而不可能成为驾驭政府的决定性力量。所以道教永远成不了中国的国教,而且在和佛教的交锋中,还败下阵去(伪经《老子化胡》被人家戳穿。)。虽又屡有沉浮,但不过是二流而已。
当然,我对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中的一些知识还是认可的(《道藏》也属“经籍”汗牛充栋之列)。比如这些知识中的一项—“丹”学,就是中国化学的鼻祖,“丹经王”—《参同契》颇值得一读和研究。比如《老子想尔注》,去除其神化倾向,还是即有《老子》的哲学思想,又有一定的医学认识的。还有《抱朴子》、《黄庭经》、《养性延命录》等皆是此类作品。不过,道教也是鱼龙混杂之所,扶乩、符箓、科仪、算卦这些装神弄鬼的东西,使道教成了一个长着多手多脚的“怪胎”。或许这是道教的世俗化决定的,道教在创立时,就是吸纳了多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怪物,兵家、法家、道家、墨家的东西,它都来者不惧的吸纳了进来(因此,道教保存了中国很多的其他传统的文献,是一大贡献。)。但也正因为这世俗性,它才能“活”到今天,而世界上许多的其他地方性宗教早就消亡了。
我引用《三国志》上描述道教祖师张陵的这样一段话:“陵,客蜀,学道山中,造道书以惑百姓。”想说明:其实那个宗教不是这样的呢,都脱不出这“造”和“惑”去。